马恩列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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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列斯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共产主义社会”“历史科学”“妇女解放”“恋爱“婚姻”“家庭”“人性和人道主义”等各种论题是中共意识形态特有的立论、论证方法和文体。这种方法要求,根据不同时期、不同范畴的不同需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搜寻切合当下实际的论述,把它们编辑排列在一起,加以注释、引申,使之适应(包容、吸取、同化)彼时的现实。以此作为认识现实、判断现实的根据,甚至代替对现实的认识、判断。它的工作成果表现为篇幅从1-2万字到10多万字不等的资料汇编。可以发表。
中文名
马恩列斯论
类    别
理论
相关文献
《马恩列斯论历史科学》
相关人物
马恩列斯

目录

马恩列斯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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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主体中常常增加有毛泽东,成为马恩列斯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共产主义社会”“历史科学”“妇女解放”“恋爱、婚姻、家庭”“人性和人道主义”等。编排方法有按年代次序和逻辑关系组织结构排列两种:后者(如黎澍主编《马恩列斯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先按章节梳理,同一章节按重要程度为序;小标题多由马恩列斯毛语录中挑出精要话语拟定。

马恩列斯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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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论述主体的名单又增加到了“马恩列斯毛邓江”,以此编辑了《论唯物论和无神论》、《论法治》、《论民主》、《论党性党风党纪》、《论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

马恩列斯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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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问题出发,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作家(马恩列斯)著作里,寻求相同、相关、相似问题的论述,这些论述可以是直接的,可以是间接的,可以是系统的,也可以是零碎片断的。但它们一旦被纳入编撰者的框架内,就被赋予了新的逻辑轨范推衍派生出来的意义,成为对现实的一种论断。这种思维、认识、论证方式和政治游戏规则、组织形式,源自苏联共产党的社会实践。当它移植到中共手里,就与中国历史上原道(追溯天地间绝对的真理)、宗经(以四书五经等古代经典为教宗)、征圣(征引圣人的训诲)的传统(经典和圣人之言是通向道的可靠途径)一拍即合。中国实用理性的认识传统,凡事都要从老祖宗的本本那里寻求支持,才能获得正宗正统的合理性(孝、礼等道统与政统合一)。教义起源越久远就越纯正精微。即使老祖宗没有看到、无法预见的事物道理,也要从老祖宗的书里引申、附会出来,也要改篡原义以与时俱进。如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因此苏共的方法论在中土不但更加发扬光大,而且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当代中国的经史子集。
除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以外,还有中央党校、中央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宣传科研部门,和受委托的单位和专家,从事这项工作。一些顶级政治领袖也网罗了专业人士,为其编写马恩列斯论述各种问题的专题资料应付复杂多样的政治需要。其制度化的设置,从1960年代中苏论战开始,直到现在。

马恩列斯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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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常规的宣传工作,还是中共党内的派别斗争、解放思想的舆论准备,都多以这种资料的编撰作前导。使这种特殊的立论、论证方法和文体既是冠冕堂皇做文章、讲道理的意识形态运作,又不止于此,而常常越出自己的轨道,成为冷血激烈政治斗争(甚至权力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表现形式。如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就编过“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称天才”,作为其设国家主席的理论根据,遭到毛泽东斥责。

马恩列斯论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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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典作家论述作为认识、立论根据,使这种话语方式在政治斗争中,为胜利者赢得了政统和道统双重优势。他们对失败者的清算,就带上了仁慈宽容即意味着背叛的残忍性。文革反修防修的政治氛围,对道统、政统纯洁性的要求超乎以往任何时期,这种话语方式的杀伤力和残忍性,强烈到了知性人类难以理解的烈度。其意识形态功能是通过无意识催眠掩盖政治暴力的行使,使政治权威内化到群众的性格结构中去。有学者从维护马恩列斯毛科学性角度指出,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对待经典作家也是一种庸俗化的做法。它作为一种方便的检索工具和论据手册,供意识形态职业写作者连篇累牍地使用,成为套话、官话、老话等党八股的渊薮。而在迅速变化的世界面前,这种认识、论证方式就显出了它的笨拙、迟滞,没有调查研究直接实践品格具有的适应能力和弹性,落后于时代变迁。[1] 
参考资料